應詔集
 策斷二十三

二虜為中國患,至深遠也。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,欲有所逞於西北者,久矣。聞之兵法曰:「先為不可勝,以待敵之可勝。」嚮者,臣愚以為西北難有可勝之形,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,故嘗竊以為可特設一官,使獨任其責,而執政之臣,得以專治內事。茍天下之弊,莫不盡去,紀綱修明,食足而兵強,百姓樂業,知愛其君,卓然有不可勝之備。如此,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。

夫天下將興,其積必有源。天下將亡,其發必有門。聖人者,唯知其門而塞之。古之亡天下者四,而天子無道不與焉。蓋有以諸侯強逼而至於亡者,周、唐是也。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,秦是也。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,漢、魏是也。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,二晉是也。司馬氏、石氏。使此亡代之君,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,則至於今可以不廢。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,或備之而不得其門,故禍發而不救。夫天子之勢,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,故其亡也,必有大隙焉,而日潰之。其窺之甚難,其取之甚密,曠日持久,然後可得而聞,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。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,而塞其所由亡之門。

蓋臣以為當今之患,外之可畏者,西戎、北狄,而內之可畏者,天子之民也。西戎、北狄,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,而其動也,有以召內之禍。內之民實執其存亡之權,而不能獨起,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。先之以戎狄,而繼之以吾民,臣之所謂可畏者,有此而已。

昔者敵國之患,起於多求而不供。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,以有倦待無厭,而能久安於無事,天下未嘗有也。故夫二虜之患,特有遠近耳,而要以必至於戰。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,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。且夫兵不素定,而出於一時,當其危疑擾攘之間,而吾不能自必,則權在敵國。權在敵國,則吾欲戰不能,欲休不可。進不能戰,而退不能休,則其計將出於求和。求和而自我,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。軍旅之後,而繼之以重媾,則國用不足。國用不足,則加賦於民。加賦而不已,則凡暴取豪奪之法,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。天下一動,變生無方,國之大憂,將必在此。

蓋嘗聞之,用兵有權,權之所在,其國乃勝。是故國無小大,兵無強弱,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,權在焉耳。千鈞之牛,制於三尺之童,弭耳而下之,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,此其故何也?權在人也。我欲則戰,不欲則守。戰則天下莫能支,守則天下莫能窺。昔者秦嘗用此矣。開關出兵以攻諸侯,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。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,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,若不得已而後應。故諸侯常欲和而秦常欲戰。如此,則權固在秦矣。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,秦惟能自必,而諸侯不能。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。諸侯之利,固在從也。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為從,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為橫。秦則不然。橫人之欲為橫,從人之欲為從,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。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,則權之在秦,不亦宜乎。

嚮者寶元、慶曆之間,河西之役,可以見矣。其始也,不得已而後戰。其終也,逆探其意而與之和,又從而厚饋之,惟恐其一日復戰也。如此,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。賊非能常戰也,特持其欲戰之形,以乘吾欲和之勢,屢用而屢得志,是以中國之大,而權不在焉。欲天下之安,則莫若使權在中國。欲權之在中國,則莫若先發而後罷。示之以不憚,形之以好戰,而後天下之權,有所歸矣。

今夫庸人之論,則曰勿為禍始。古之英雄之君,豈其樂禍而好殺。唐太宗既平天下,而又歲歲出師,以從事於夷狄,蓋晚而不倦,暴露於千里之外,親擊高麗者再焉。凡此者,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。當時群臣不能深明其意,以為敵國無釁而我則發之。夫為國者,使人備已,則權在我,而使已備人,則權在人。當太宗之時,四夷狼顧以備中國,故中國之權重。茍不先之,則彼或以執其權矣,而我又鰓鰓焉惡戰而樂罷,使敵國知吾之所忌,而以是取必於吾。如此,則雖有天下,吾安得而為之。唐之衰也,惟其厭兵而畏戰,一有敗衄,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,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。及至憲宗,奮而不顧,雖小挫而不為之沮。當此之時,天下之權,在於朝廷。伐之則足以為威,舍之則足以為恩。臣故曰先發而後罷,則權在我矣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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